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包括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兩個方面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重大理論命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專門就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部署。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領域改革作出重要安排，進一步深化了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律性認識。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論述，是“兩個結合”的重要成果，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大原創性貢獻。
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論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致力于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舊世界，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新世界，其國家學說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運用階級分析方法，揭示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是階級壓迫的工具。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自身固有的無法克服的矛盾，資產階級國家的滅亡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同樣具有歷史的必然性。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馬克思、恩格斯并未就如何治理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系統闡發，但其國家學說蘊含了國家治理的思想。馬克思指出，治理是為國家而存在，而不是國家為治理而存在。列寧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和治理進行了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為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留下了寶貴的思想財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論述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實踐，提出了完整系統的國家治理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論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對社會矛盾運動規律的認識，深化了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認識。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創造性提出“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與“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等形成遞進關系，不僅彰顯其原理性價值，更凸顯其時代性意義，是對歷史唯物主義作出的具有根本性、基礎性、決定性意義的重大理論創新。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在于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國家治理屬于上層建筑，是上層建筑中具有主體性和主動性的部分。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強烈的歷史主動精神，表現為面對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積極回應社會關切，堅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自覺創新國家治理方式，破解現代化進程中的體制機制障礙，更好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讓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生活，進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總結和升華了我國國家治理經驗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發展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充分表明我國國家治理具有獨特的優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全面總結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的13個方面顯著優勢，主要體現為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堅持全國一盤棋、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等。這些顯著優勢來自于5000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來自于對近代中國歷史教訓的深刻總結，來自于10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長期探索。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下，新中國成立70多年特別是新時代以來，我們成功開創了國家治理新境界。
站在新時代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系統總結提煉了中國獨特的國家治理經驗，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加強制度建設、發揮制度優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理國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作用的。”“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二者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
我們治國理政的根本，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我國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涉及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個方面，是一整套既有分工又密切聯系的國家制度。涉及全局的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在根本制度方面，黨的領導制度是我國的根本領導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等等。基本制度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這些基本政治制度;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基本經濟制度。重要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來的、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的具體的主體性制度。當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堅持以制度建設為主線，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創新重要制度，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深化了對國家治理現代化規律的認識，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
拓展和深化了現代治理理論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論述，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也是現代治理理論的最新發展成果，為人類社會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實現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撐。
現代治理理論強調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關注效率，要求優化治理結構、再造治理流程等。在西方強勢學術話語主導下，公共管理、公共治理、新公共治理理論在國際上廣為流行，甚至成為一些國家公共領域改革的理論依據。過去幾十年公共治理實踐表明，西方治理理論并沒有為各國治理現代化帶來多少重大改變，頂多只是局部的修修補補，有的國家盲目引用，水土不服，造成消極后果。
與西方治理理論不同的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論述著眼于制度建設，認為“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贏得戰略主動的重要優勢”“制度穩則國家穩，制度強則國家強”。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的制度并發揮其應有的效能，從而實現制度之治，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和重點任務。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論述著眼于整體謀劃，具有宏闊的歷史視野和前瞻的戰略思考，注重把握大局和大勢，統籌總體和部分，貫通過去、現在和未來，既有細節又有整體，既重技術和流程更重方向和方法。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論述著眼于系統思維，注重治理結構和各要素之間的聯系，既重視“樹木”也重視“森林”，既重視基層探索也重視頂層設計，既重視事的治理也重視人的發展，突破了現有治理理論的線性思維和技術偏向。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論述強調堅持人民至上，具有鮮明的人民性。只有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治國理政，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人民才能幸福安康。國家建設是全體人民共同的事業，國家發展過程也是全體人民共享成果的過程。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論述強調堅持依法治國，指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要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通過憲法法律確認和鞏固國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運用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保障國家治理體系的系統性、規范性、協調性、穩定性，要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論述強調堅持守正創新。時代在發展，環境在變化，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會更加強烈，國家治理必須不斷調整優化，以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適應社會發展新趨勢新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堅持守正創新，這是必須牢牢把握、始終堅守的重大原則。守正和創新是辯證統一的，只有守正才能保證創新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只有持續創新才能更好地守正。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則的，該改的堅決改，不該改的不改。
為世界上不同國家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中國智慧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論述立足中國、觀照世界，是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統一，具有超越國界、跨越時空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提出新理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范疇和理論。由國家治理及其相關的國家治理體系、國家治理能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范疇構成的國家治理理論，具有鮮明中國標識，是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國家治理概念及其理論體系的提出，打破了治理理論的西方話語霸權，為治理理論創新發展提供了新范式新思維，引領治理理論發展方向，避免落入西方話語陷阱。
拓展新領域。國家治理理論極大拓寬了治理研究范圍。國家治理涉及面廣、包容性強、層次分明、類型多樣，是對國家統治、國家管理理論的拓展，突破了二元對立甚至非此即彼的思維局限。同時，也是對公共管理理論的拓展和提升。“國家”與“治理”結合，把政黨作為主體納入治理研究領域，突出了治理的政治性、系統性、整體性、結構性和協調性，突出了治理方式的規范化、法治化、現代化。國家治理既連接宏觀層次的政治統治、政府管理、公共治理，也連接中觀層次的城市治理、市域治理、城鄉治理等，還連接微觀層次的基層治理、社區治理、鄉村治理、企業治理等，貫通從宏觀到微觀各個不同層次的治理實踐，是對單一治理方式、局部治理領域的突破。國家治理寬廣的研究領域和豐富的研究主題，為國際學術交流拓展新空間。
搭建新平臺。近代以來，實現現代化是世界各國的普遍追求。與此相伴的是，人們開始重視國家建設、國家能力等問題。國家治理既事關一國前途命運也事關人類前途命運，一經提出就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成為現代國家發展進程中又一重大課題。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特別是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的創造，引起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國家治理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論述的廣泛關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正在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論述為指引，從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入手，推動國家治理理論研究不斷走深走實走新，為國際學術交流搭建新平臺。
分享新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各國雖然歷史、文化、制度各異，但都應該彼此和諧相處、平等相待，都應該互尊互鑒、相互學習，從而實現共同發展、共享繁榮。在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開放包容、借鑒吸收一直是主旋律。海納百川的胸懷，成就了綿延不絕、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國家治理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等緊密聯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與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程相統一。要圍繞國家治理理論，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對外講好新時代中國故事、中國共產黨故事，為世界貢獻國家治理的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
(作者龔維斌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院)長)
《 人民日報 》( 2025年02月13日 09 版)